今天晚上闲来无事，我又点开了贤佳法师的网站，漫无目的地浏览着。这样的访问已成了一种习惯，仿佛在观察一个精心编织的迷宫——每一次转弯都能发现新的矛盾，却又总在出口处撞见同一面镜子。
今天，镜子里照出的是他对南传《大史》中那段著名故事的批判：国王杜陀伽摩尼屠杀百万后，阿罗汉们安慰他说，死者多是“无信仰者”和“生活邪恶者”，与野兽无异，因此杀戮不会阻碍通往天界的路。
贤佳义正辞严地指出，这绝非佛经，而是后世僧人的编撰，且严重违背佛教“不杀生”的根本教义。
我忍不住轻笑。不是因为他错了——他说得很有道理——而是因为这种批判从他笔下流出，竟带着某种无意识的讽刺。
我想起他曾经为《大般涅槃经》中“杀害蚁子犹得杀罪，杀一阐提无有杀罪”的段落辩护时的样子。
那时他如何解释呢？
他说这是“权说”，是“不了义”的方便法门，是为了凸显“善根”的重要性，更何况后文又找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一阐提将来也会成佛。
但问题在于，当你说“杀某种人无罪”时，刀已经落下；而当你事后补充“但其实他们也有佛性”时，血早已渗入泥土。
这种逻辑的切换，像极了一个熟练的魔术师：左手展示戒律的绝对性，右手却从袖子里掏出“语境”“权说”“不了义”的彩巾。
南传的《大史》杀人开脱是邪见，北传的《大般涅槃经》杀人开脱却是深奥的佛法——区别仅仅在于，后者属于他所属的传统。
护教的冲动，似乎总是优先于对生命一致性的敬畏。
这让我想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宗教伦理的本质，究竟是一种普世的慈悲，还是一种社群内部的忠诚测试？
当信仰成为选择性的盾牌，它的道德权威又该如何立足？
贤佳对《大史》的批判本身是合理的，但他的双标却暴露了一种更深层的困境：任何信仰系统，一旦被置于历史的显微镜下，都会显露出拼凑的痕迹和的情境性的道德妥协。佛教当然不例外。
有趣的是，这种选择性批判不仅体现在教义解读上，也贯穿在他对性别议题的态度中。
当他讨论昭慧尼师剃度男众的事件时，他极力强调戒律的神圣性，呼吁回归传统，甚至引用律藏来证明比丘尼剃度男众是“僭越”。
但与此同时，他对许多比丘剃度女众的现象却轻描淡写，躲躲闪闪一带而过——尽管律藏同样明确禁止此类行为。
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？
我有时觉得，宗教律法的运作很像现代社会的法律：它们本应公平适用，却常常在权力结构的不平衡中扭曲。
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，总能找到解释的空间，而弱势者则被要求绝对服从。
在佛教的语境中，比丘众可以违犯“不捉金钱”“过午不食”等基础戒律而很少被追究，但比丘尼却必须严守“八敬法”中的每一条细节——哪怕这些细节在当代社会已显得格格不入。
贤佳会解释说，这是为了保护尼众，防止她们遭受侵害或诽谤。但保护的名义下，藏着的何尝不是一种控制？
这种控制欲，或许源于人类最深层的不安：我们害怕混乱，于是创造规则；害怕质疑，于是神圣化规则；害怕规则暴露其人为性，于是拒绝以一致的眼光审视它们。
贤佳对南传故事的批判是对的，但他未能以同样的锋利去剖析北传的经典；他对戒律的坚守是认真的，但他未能以同样的严肃去对待戒律中的性别特权。
这不是个人的虚伪，而是系统性的盲点。
宗教的本质或许从来不是完美的真理，而是一种试图为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叙事。
问题不在于叙事有漏洞，而在于我们拒绝承认这些漏洞，甚至用更多的漏洞去填补它们。
贤佳的网站像一座精心维护的花园，每一株植物都被修剪得符合某种秩序，但只要你蹲下身，就能看到泥土中盘根错节的矛盾。
走出他的网站，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。我想起一个朋友曾说：“信仰不是答案，而是对问题的诚实面对。”
但现实中，信仰常常变成答案的集合，甚至是不允许质疑的答案。
而当这些答案彼此冲突时，我们便发明了“双标”这门艺术——不是为了欺骗他人，而是为了安抚自己。
或许，真正的信仰不在于如何辩护经典，而如何以一致的慈悲对待生命；不在于如何坚守传统，而如何有勇气让传统生长。
但直到那时之前，我们大概还会继续看到贤佳们一边批判《大史》的杀戮合理化，一边为《大般涅槃经》的“杀一阐提无罪”寻找哲学注脚。
这倒也不是什么罪过，只是人性的一种常态：我们都是自己偏见的辩护士，只是有些人穿着袈裟，有些人穿着西装而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