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的雨下得有些漫不经心，就像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信仰。最近台湾佛教界的一些人在悼念庄居士。他几十年如一日，通过网站，将晦涩的经文转成白话，方便了许多人入门。
根据台湾网友的回忆文章，庄居士安贫乐道，有时甚至需要靠其他信徒接济度日，确诊癌症后拒绝治疗，选择断食二十一天而亡。
消息在教内传开，竟成了某种典范，有人称其为“善终”，仿佛罹患绝症、绝食而死是什么修行成就。
这让我想起早期佛经里的一个故事，乔达摩有个叫富楼那的弟子，被派往一个叫输卢那的地方传教。那里以民风彪悍著称，盗匪横行，去那里传教无异于送死，当富楼那不怕牺牲，打算去那里弘法的时候（其实是等于送死）。
乔达摩却对富楼那大加赞赏：
“Sādhu sādhu, puṇṇa! Sakkhissasi kho tvaṃ, puṇṇa, iminā damūpasamena samannāgato sunāparantasmiṃ janapade vatthuṃ. Yassa dāni tvaṃ, puṇṇa, kālaṃ maññasī”ti.
富楼那！真棒！真棒！你具备这种调御与寂静的能力，完全有能力前往输卢那国，帮我弘扬正法了。富楼那！你如果方便的话，就赶紧前往吧！
结果富楼那去了没多久，就在雨季中去世了（不是病死了，就是被盗匪打死了）。
经文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：
Tenevantaravassena parinibbāyi.
他就在那个雨季中涅槃了。
其他弟子问乔达摩，这个被你几句话忽悠去弘法的人死了，会转世到哪里？言下之意是，这么傻的人，恐怕难有什么好归宿。
乔达摩却回答说，富楼那是贤智者，完全按照佛法行事，没有给我添任何麻烦，他已经达到最高的涅槃境界。
读到这里，不禁感到一丝寒意。那些被推上传教前线的人，他们的牺牲往往成为巩固信仰体系的最佳注脚。
一个人死了，不是悲剧，而是成了宣传案例，成了某种精神胜利法的象征。
清人袁枚在笔记里写过更露骨的真相。某次他夜宿荒寺，听见柴房里有人哭喊“我不愿作佛”。
扒开窗缝一看，只见众僧围着一个同行，又是合掌礼拜又是念经祝祷，旁边还放着根三尺长的铁条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在制作“活佛”——用铁钉从肛门贯入，直达天灵，确保制成的真身端坐不歪。
“我不愿作佛”的哭喊，终究敌不过众僧的合掌。就像那个被虚云老和尚捧为“火光三昧”的具行和尚，本质上不过是宗教IPO的明星产品。
一个聋哑农夫，被长期称为“聋子”而不怒，干最重的活而不怨，最后自焚时还能保持跏趺坐姿——确实是完美的空白屏幕，足以投射任何神圣叙事。当军阀唐继尧都跪拜在那具焦尸前时，这场死亡就完成了从肉体到符号的升华。
这些场景何等熟悉，又何等令人毛骨悚然。
千百年来，信仰机器总是需要燃料的。有时是富楼那的血肉之躯，有时是普通人的全部家当，有时是一个书生最后的尊严。
这位台湾的庄居士，毕生研经却贫病交加，临终选择用最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，竟被同道中人奉为美谈。
他的死亡故事，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迅速传播，成为广大佛教徒共享的精神食粮。他的贫困被重新诠释为“安贫乐道”，他的断食被包装成“自在往生”。
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精妙的符号操作，让人几乎忘记了背后那个简单的真相：一个老人因贫病交加而选择结束生命。
不知道他断食的二十一天里，可曾想起过富楼那的故事？可曾怀疑过，自己是否也成了某个宏大叙事中的注脚？
但很少有人问，为什么一个为佛教研究奉献一生的人，晚年会陷入需要他人接济的困境？为什么他的死亡被赋予了如此多的象征意义？
我又想起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。老人家活到九十八岁，晚年腿脚不便卧病在床，竟被某些佛徒讥为“谤佛恶报”。
佛教徒的逻辑实在精妙：
如果是迷信佛教的人，死得惨是消业障，死得痛苦是成就相；
如果是批判佛教的人，即使长寿，只要晚年卧床，反而成了他们口中的恶报。
总之，无论怎样都能自圆其说，都成成为信仰确认的材料，就像乔达摩给富楼那的追认——富楼那涅槃了。
有时候我想，信仰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生产体系。它能够将普通人的苦难转化为神圣叙事，将物质匮乏包装成精神富足，将被迫的选择美化为主动的修行。
庄居士或许真心相信自己的选择，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：他的死亡成了信仰市场上的又一件商品，被用来巩固其他信徒的信心，证明佛法的“有效性”。
其实，我觉得，需要铁钉维持的端庄，需要自焚包装的证量，需要断食证明的虔诚——所有这些，不过是为了维持一个集体的幻觉。
信徒需要奇迹来确认信仰，领袖需要奇迹来巩固权威，于是共谋出一场又一场精心策划的符号生产。
这就像那些传销组织，最底层的参与者往往是最真诚的，因为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悲惨境遇来证明这个系统的价值。
上层者则通过收割下层的信仰为生，制造出各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虔诚的人反而过得困窘——通常都会说这是“考验”或“消业”，或者将贫穷本身美化为某种德行。
从富楼那到具行和尚，从铁钉贯顶到断食善终，牺牲品永远存在，只是变得越来越隐形。
现代的信仰工厂不再需要明显的暴力，它让燃料自己走向焚化炉，还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在飞行。
乔达摩的智慧在于，他深知如何运用语言和象征来调动人的积极性。他对富楼那的赞扬，与其说是对个人的认可，不如说是在建立一套奖励机制。通过将富楼那的死亡赋予崇高的意义，他激励了更多弟子前赴后继。
有人说，信仰是人类的终极关怀。但更多时候，信仰是一种经济行为，涉及资源的分配和符号的交换。
那些最虔诚的人往往投入最多，获得最少；而那些擅长操作符号的人，则通过管理他人的信仰而获得权力和地位。
乔达摩自己从王子变成苦行僧，看似放弃了物质财富，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象征资本——成千上万的追随者，包括国王和富豪。
研究佛学的庄居士，也许从未想过自己的死亡会成为某种宣传材料。他可能只是真诚地相信，通过这种方式，能够证明佛法的真实性。
但结果却是，他的死亡成了信仰经济中的一环，帮助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。就像富楼那的死亡，帮助巩固了乔达摩的权威，激励更多弟子去冒险传教。
有时候我不禁想，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，不是对身体的剥削，而是对希望的剥削。当一个人连自己的苦难和死亡都能被重新诠释，用来服务某个更大的叙事时，他其实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主体性。成为别人故事中的配角，成为证明别人理论的案例，这或许是现代人最彻底的异化。
雨还在下，我想起那个居士选择断食的二十一天。
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，他是否曾经怀疑过自己的选择？是否想过，为什么一生的虔诚换来的是需要断食结束的结局？也许没有。
也许信仰最可怕的力量，就是让人连这些问题都不会问出口。
最终，我们都活在自己或他人编织的故事里。有些人幸运些，能够主宰自己的叙事；更多的人，则成为别人故事里的道具，甚至死后都不得安宁，被拿来证明这个或那个理论。
富楼那如此，那些被铁钉贯顶的“肉身菩萨”如此，庄居士也是如此。
而故事还在继续，永远会有新的信徒，新的牺牲，新的诠释。就像这场雨，下了又停，停了又下，仿佛永无止境。
唯一的问题是：我们是在雨中行走的人，还是只是别人眼中的雨景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