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人的信仰之旅，像极了那些对一家餐厅失望后转而追捧另一家“更地道”小馆的食客。当发现新宠也有瑕疵时，他们不怪自己的舌头，反而宣称要追寻“真正的烹饪本源”——那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、未被商业玷污的纯粹味道。
大乘佛教的宏大叙事和菩萨理想，曾是他们心灵的避风港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发现这避风港也漏雨。同修的质疑、社会的轻视，让这些自诩为“真正修行者”的人感到不安。于是他们背起行囊，向南传佛教迁徙，仿佛踏上了一场寻找真理的朝圣。
南传佛教以其朴素的比丘形象、严谨的戒律和巴利语经典的“原始性”，给人一种更接近佛陀本怀的错觉。这里没有大乘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佛菩萨体系，没有过于精巧的哲学建构，只有看似实实在在的修行路径。这批“信仰难民”如获至宝，以为终于找到了没有被后世“污染”的纯正佛法。
可是好景不长。当他们深入学习巴利三藏，发现其中同样充满了超自然叙述——天神降临、恶魔干扰、佛陀的神通示现。那些他们曾在大乘中嗤之以鼻的“神话元素”，在南传经典中同样存在，只是换了一副面孔。这时，他们面临一个尴尬的选择：要么承认佛教本质上就包含着这些超验维度，要么继续寻找更“纯粹”的东西。
于是，“原始佛法”的概念应运而生。
这不是大乘，也不是南传，而是他们自己构建的一种理想型佛教。他们宣称，自己相信的是剔除了一切神话装饰、去除了一切文化附加物的佛法核心。这种立场看似高明，实则暴露了一种深刻的精神困境——无法接受宗教的历史性和复杂性，总幻想存在一种一尘不染的“原始真理”。
这种对“原始性”的迷恋，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本源、追求纯正的时代，总认为事物的最初形态是最真实的。这种思维方式投射到宗教上，就产生了对“原始佛教”的理想化想象。然而，历史研究告诉我们，任何宗教传统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，所谓的“原始形态”也不过是漫长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。
那些宣称只信“原始佛法”的人，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精妙的自我欺骗。
他们把自己无法接受的佛教元素定义为“后世附加”，把自己能够接受的部分定义为“佛陀本怀”。这种选择性信仰，不过是以理性之名行主观之实。他们批判别人的迷信，却陷入了自己对“纯粹性”的迷信。
现代佛学研究已经揭示，佛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，充满了多样性甚至矛盾。不同部派、不同传承对佛法的理解各有侧重，这本是宗教发展的常态。而那些自诩为“原始佛法”追随者的人，却幻想存在一种超越历史、超越文化的纯粹教义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。
这种不断迁移的信仰行为，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焦虑——无法与不确定性共处，总希望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精神依靠。当发现现实中的宗教都无法满足这种绝对化的期待时，他们就不断后退，退到一个自己构建的安全地带。这个地带最大的好处就是无法被证伪，因为它是个人主观选择的产物。
他们的行为也暴露了现代人对宗教的一种工具主义态度——宗教必须符合我的理性标准，满足我的精神需求，否则就是不合格的。
从大乘到南传再到“原始佛法”的旅程，看似是越来越接近真理，实则是越来越远离宗教生活的实质。
也许，问题不在于佛教本身有什么问题，而在于这些人对宗教的理解过于狭隘。他们希望宗教是一套完美无瑕的真理体系，能够经得起任何质疑和考验。但现实是，宗教作为人类历史的文化产物，必然带有所有人类创造物的特征——不完美、复杂、充满张力。
那些最终宣称“我信的是原始佛法，不是佛教”的人，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“佛教”——一种符合现代人口味的、经过理性过滤的佛教变体。他们以为自己超越了传统佛教，实则只是参与了佛教的现代表达。这种表达有其价值，但宣称自己是唯一真实的“原始佛法”，则是一种学术上的不诚实。
在当代语境下，对佛教的批判性审视是必要且健康的。但批判应当建立在对其历史发展和文化脉络的尊重之上，而不是基于对“纯粹性”的幻想。真正的理性态度不是不断后退寻找一个不存在的理想原点，而是在承认宗教复杂性的基础上，与之进行创造性的对话。
那些从大乘逃到南传，再逃到“原始佛法”的人，最终可能会发现，无处可逃的其实是自己对确定性的执念。佛教，无论以什么形式存在，都只不过是一面镜子，照见的始终是我们自己的内心。当我们在批判佛教的神话叙事时，我们也许更应该反思自己心中那个关于“纯粹真理”的神话。毕竟，最难超脱的迷信，往往是对理性本身的迷信。
